丧葬观即有关死亡、安葬的观念，是与生命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从一个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因此探寸丧葬观，必须从总体上来研究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生观在生与死问题上的表现。人们用一定的人生观去观察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就形成所谓生死观。中国人传统生死观的形成，有一个不断积淀、融汇、整合、扬弃的漫长过程。它以原始思维、原始信仰为基础，不断融进各个时代各种思想、信仰的因索，形成极其复杂含混的内在构成。这种深深植根于丧葬风俗之中的文化意识，其基本内核表现为一种二元结构，即生—死、人—鬼、阴—阳这样两个世界、灵魂不灭，是产生二元结构的思想基础。

‘鬼”是中国人传统生死观中的一个垂要概念.(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人所归为鬼〕”(礼记·祭义》说:“死必归七，此谓之鬼”因而有“入十_为安”之说灵魂不灭，也是形成汉民族鬼神崇拜、十_葬习俗和厚葬隆葬的思想基础。

古代的鬼魂观念认为，人活着时，魂魄附身，支配着他的一切活动;一旦死亡，灵魂即脱离肉体变成鬼，在阴间等候着轮回转世。鬼具有非凡的能力和作用，它既与活人相通，接受祭奠，享受供奉，又与活人隔绝干阴阳两界;既能庇袜子孙、也会作祟造孽、报复活人。原始人竭力想超越死亡、克服死亡，信仰生命永恒，便相信灵魂、幽冥。在这种固执信念之下掩盖着的正是对死亡的巨大恐惧。思想产生行动，指导行动，以致于把这些原属于冥世的遐想，变为现世的丧葬仪典，于是便有了招魂、驱魂、走阴、游冥、祭灵、做七、烧周年等仪式，并派生出地狱、天堂、阎王、判官、无常、家鬼、野鬼等意象，便有了巫婆、神汉、符咒、魔法出现、这些融进了思想信仰的仪礼、习惯、举动、又反过来强化和发展了思想信仰、这样，通过风俗的传承，就使关于生死、_人鬼、阴阳的观念代代沿袭，深深地!X润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

生与死、人与鬼、阴一与阳，二界既相对立而存在，彼此又有着密切的交往与渗透、在人们心目中，死亡被认为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死者灵魂变成鬼，活于另一世界，生活在与现实世界阳界相对的l刃问之中、并话人保持着更为复杂神秘的精神联系生命以变换r的形式跨越r生死、

死亡切割了死者与活人的现实联系，丧葬仪礼是一种“脱离仪式”。如果说诞生仪礼是接纳一个人进人社会，标志着人生旅程开始的话，那么丧葬仪礼则表示一个人脱离社会，标志着人生旅途的终结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和举动，在生与死之间划一条界线，例如往棺材盖上钉钉子，用巨石镇压坟头，以及用玉佩、弃旧、书符、贴门神、放鞭炮等方式除邪驱鬼，都寓含着要摆脱与死者关联的含义

丧葬仪礼虽然为生与死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但阴界一与阳界之间并不隔绝，生死、人鬼之间可通过  一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途径进行联系，相互通达。

两界沟通的形式，一种是通过选择安葬死者的地点、时间和程序，以保持生者与死者、子孙与祖先的良感应。对死者安葬的地点—墓穴的选择大有讲究，要请阴阳风水先生来“相阴宅”。若先人葬J“风水宝地”，占了天时地利，后辈子孙就会升官、发财、成婚、得子、家庭和睦、人丁兴旺;若祖坟未选好，或安葬时辰、过程出了差错，则会殃及子孙，或患疾、夭折、家道破落，或兄弟反目、家庭失和等等生与死、人与鬼沟通的第二种形式是以特定的人为中介来实现。巫现(即现代的阴阳先生、神汉、平婆、端公等)就是有通鬼神、达祖先能力的人，他们采取“观花”“走阴”、“问亡”、“游冥”、“跳大神”等方式沟通生死、阴阳，实现人与鬼神、子孙与祖先之间的对话，预卜祸福以趋吉避凶、遇难成祥，或了解死者在阴间的景况，以及时供奉所需。生与死、人与鬼沟通的第三种形式是在特定的时间即祭祖日、上坟I-1进行祭奠这种祭祀亡灵、祈祷祖先保寻右的活动，一年主要有四次，民间称为“四大鬼节”—正月初一祭祖，清明扫墓上坟，七月十五荐度亡灵、祭奠祖先，十月初一祭扫祖莹、“送寒衣”。古人认为，这几个节日亡魂放假，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取用供奉和寒衣等。

两个世界这种既“隔”且“通”，反映了人们对死者既心存恐惧又深怀眷恋并希望死者灵魂尚在并有归属的矛盾心理;这种二重感情和复杂心态又导致了丧葬仪礼中不少仪式、行为相互矛盾:既想断绝与死者的关系，又企图保持这种关系。

中国人传统生死观中的两个世界，还有着相互转化变异的关系，它表现了人们对生命周转循环、水存的渴望。人死为鬼，是一种回归，是生命进程向起点的回归。鬼在阴界享受人间的供奉，伺机转世为人或其他动物，它留在地下等待着种籽般迎春破土萌生。乡土社会看重丧葬仪礼，是因为死的仪式直接一与‘生”相关，它将决定死者在阴间的生存境遇或来世转生，决定子孙后代的兴盛衰落和其他入的命运。传统丧葬仅礼中的卜再生、卜来世以及种种禁忌，都是为r利“生”的目的。

传统丧葬仪礼中，象征死亡与再生的仪式，表现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身份转换，构成一个交替往复、循环不已的生命圆圈。即标志着个体生命告别旧的生存状态而进人新的人生阶段，由此界过渡到彼界，再由彼界过渡到此界的转换。它进一步表明，我们传统的生死观的核心概念—“易”，是在变化运动中求生存;“生生之谓易”，它所强调的不是死，而是生，是二者的互渗互易。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民间把办丧事与办婚嫁的“红喜事”相提并论称作“白喜事”了，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民间办丧事要“闹丧”、“跳丧”，显出隆重、热门甚至喜庆的气氛了。

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由于多种信仰因素的混合杂揉，导致了关于生死、人鬼、阴阳界限的含混和观念的矛盾，人与鬼、鬼与人的转换，阴界(地狱)的有无，都不是埋性所能穷究的。“生生之谓易”，这个“易”是在意念中变化，是将两界的界限模糊，在混沌感中反抗死亡，逃避死亡，否认死亡。从文学角度看人鬼故事，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丧葬风俗，不失为一首对死亡进行反抗的伟大幻想曲，其中不乏超拔的想象和浪漫的遐思，但原始的蒙昧营造的是谬误。当我们评价原始人的生死观时，不得不赞叹他们的生命意识有一种恢宏的格调，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有一种博大而厚重的意蕴。令人悲哀的是，原始人的生命意识、生死观念，经过数千年销蚀、融汇，仍传承至今，依然是构成传统生死观念的核心，代代fi.i袭，人们从不怀疑祖宗传下来的说法、习俗、作为，有什么不妥当，这正是中国人的糊涂之处。

中国人强调生，重人上，重人事，高度关注现存生命。孔子在回答弟子季路询问鬼神、死亡的问题时说:“未知生，安知死?”(《论语·先进))回避探究死亡，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极为看重丧礼。林语堂评价说，这回答“表现了一种对于生命问题的庸常、具体而实用的态度，正是这种认识造就了我们现代国民生活的特征和思考的特征”川。另一方而，中国人又看重死。重死不是表现为对死亡这一哲学命题的重视与探究，并非表现为对待生命与死亡的超越，而是重丧事，将丧葬仪礼作为由此界向彼界过渡，力图模糊生命与死亡的界限，在模糊不清的混沌感中寻求生命的延续，寻求解脱死亡的痛苦。这种强调生，想长寿长生，甚至永生永恒的务实态度，并非是对死的超越，而是对死的回避。对死亡的超越，是建立在科一学认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死亡的正视，是要求精神与物质的分离，生命在精神的升华和永恒中获得永生，这才是积极的追求生命的态度。但传统生死观把死当作生命的终结，怕死，回避严酷的人生终局;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就避言死亡，忌讳言死，逃避对死的确认，愚昧地拒绝死亡，采取麻痹自己、消极逃避的态度，因而避害全生。探寻生命恒久的道家和得进成仙追寻“人如何不死”的道教，便迎合了人们求生避死的欲望。所以鲁迅曾说:“中国根抵全在道教。”

这种否定、拒绝死亡追求生命延续的丧葬观念已渗透我们的血液，影响着民族的心理、气质，支配着丧葬风俗中的仪式和行为，甚至影响民族精神和性格的铸就、试想，一个寄希望于来生幸福的人，他还有力量去改变现实创造生命的价值吗?一个缺乏自信力凡事求告于人、依赖于人的民族(活人一味求神拜佛、祈祷祖先庇宇右，连死人—鬼也贪享别人供奉的羹饭、冥币)还有兴旺发达的希望吗?消极对待生命、回避死亡的人生态度，只能养成遇事忍耐、消极避世、忍辱偷生、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品性。因此要铸造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革除丧葬风俗中的陋习，必须抛弃传统的生死观和丧葬观。